毛泽东对江青的权威评价

这些年，从揭批“四人帮”以来，涉及某些重大事件，正、反两方面均涉及毛主席谈或批评江青同志的问题。因本人阅读的书籍等有限，内容肯定不全，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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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周总理言道：“对江青同志的要求，越是严格，越是利于她的成长。绝不能再效仿贺子珍的做法，对其置之不理。即便她犯了极小的错误，我们也应当予以批评与教育。王明曾夸她为天才，实则不过是借吹捧之辞进行欺骗。刀剑杀人尚有法律制裁，而这种所谓的‘杀人’，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周总理对江青言道：“我对这些事均有了解，你在三十年代的历史上表现得无可指摘。我将在合适的时机，公开向众人阐明这一问题。”

在延安期间，刘少奇曾这样介绍道：“我来为大家引见，这位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不仅是主席的得力贤内助，更是在主席身边，悉心照料主席的起居健康。实际上，她更是肩负着机要秘书的重任，协助主席领导全党的日常工作。”

（约1943年）7月14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刘少奇撰写的《清算党内孟什维克思想》一文。江青阅读后向毛主席反映道：刘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存在瑕疵，他未能涉及阶级斗争和革命话题。……此外，刘少奇同志在审干运动中也存在不足，部分问题的处理不尽人意。

毛主席问：何问题？

江青：他站在彭真一边，在运动中无情地打击了众多人士，其中柯庆施便是受害者之一。有人指控柯庆施是国民党特务，张秀岩便是主要的指控者。张秀岩，彭真妻子的亲妹妹，出身于显赫的官僚地主家庭，他们已将柯庆施同志非法关押长达两年之久，甚至逼迫他的妻子投井自尽。在拘留室，柯庆施曾给我写信，信中提到，那些真正撰写“反共启事”的人，反而被刘少奇和彭真所庇护。柯庆施，曾在莫斯科见过列宁的唯一同志……。

毛主席立即找来康生同志核实。康生说：柯庆施的问题，主要是对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不太尊重，特别是对刘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有看法，引起了这些同志的不滿。据了解，柯庆施沒有什么大的问题。江青挿话：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对一个地方局的领导有意见，就可以打成“反党”，逼得人死去活来，那如果对中央的同志有意见呢，那还有个活法吗？我看这事得平反。

毛主席指出：此观点我深以为然。柯庆施同志理应被宣告无罪。若无其他疑问，我建议依照江青同志的建议行事。自今往后，对于并非国民党派遣、从事现行特务活动的分子，以及背叛党后沦为内奸者，均不应采取逮捕措施。逼供信的做法对真正的特务毫无效用，反而可能冤枉众多无辜之人。我认为有必要向党的各级组织下发一份文件，阐明此类事件的重要性。

江青受命，依照毛主席的讲话精神，着手草拟了一份中央文件。

周总理：写得不错，说到根本的要害处了。江青同志，你可是办了一件得人心的大好事，许多同志对这次审干有意见了，有人是敢怒而不敢言，你说岀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不是很得人心吗？文件里最重要的是这一句：“今后若无确凿证据，所有案件不得用作处理党内同志的依据，必须进行全面平反昭雪。”这无疑是遏制冤假错案的绝佳途径。

1967年8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处理湖南问题时，华国锋屡次向江青进言：应当向造反派配发武器，借助武装力量来捍卫文化大革命。

江青严肃地说：“此事需格外谨慎，以免滋生问题。湖南的问题本已错综复杂，你在那里所面对的诸多难题，责无旁贷，必须认真对待。”

周总理批评说：你作为在湖南工作多年的同志，可不能带派性的观点，这对你在湖南工作是非常不利的。湖南的问题就是中央听你讲多了，所以得出了错误结论。这个教训你要带头认识。湘江风雷是一个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进少数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在没有彻底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为何急于根据片面之词作出决策呢？

8月7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了湖南的群众与部队代表（华国锋亦在场），他指出：关于湘潭军分区的问题，我们曾讨论过。湘潭军分区因错误路线而分发武器，这一行为不仅是“高司”和“红色怒火”派出的成员所犯，四川的产业军和武汉的“百万雄师”也参与了此事，湘潭一地便有六百余人。将武器交予保守派，实属违法行为。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亦出现了类似情况，这些地区的军分区需向广州军区及党中央汇报。将毛主席的故乡搞得如此混乱，实属不应，华国锋亦需承担相应责任。目前，出现了一种倾向：既然军区能够发放武器，我们为何不能拥有？这种做法始于江西，已波及至湖南，甚至传到了广州。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并煽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左派要求武装是可理解的，亦是必然的。造反派要求武装，也是最高统帅的旨意。江西的例子中，军区、军分区默许、纵容、策划将武器发放给保守派，并对其开枪，还与农村联合，围攻城市，引发了莲塘、赣州的重大“七·一零”事件。军区的几个连队武器被夺走，双方达成协议不再抢夺。造反派遵守了协议，但保守派尚未交出武器……我今天提及江西的事例，是因为军分区、武装部将武器发放给保守派，导致造反派抢夺武器有其合理之处。

1974年1月13日，叶剑英同志致函中共中央与毛主席，针对江青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合实际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对其个人进行点名批评（涉及走后门问题）的情况，表达了诚挚的接受态度，并对江青同志及其他同志在此次运动中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

除少数例外，大多未曾细阅。近期体温突升两度，竟似一场重病！人迹罕至，现正逐步康复之中。若有要事，请向政治局咨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72页）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信

若不见面或许更佳。多年来与你探讨的诸多事宜，你多有未践行，再多相见又有何益？既有马克思主义著作，又有我的著作在手，而你却未曾深入研读。我身患重病，已至八旬，你却不加体谅。你享有特权，若我离世，你又将如何自处？你也是个不议大事、却日日琐屑忙碌的人。恳请深思。

1974年3月27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信函

邓小平同志出访乃我之建议，望您勿生异议。务必持谨慎态度，对我所提之议保持支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73页）

1974年4月17日，毛泽东致江青信

江青：

两封信均已收到。内容前后存在差异。党的形势总体向好，悲观情绪不宜蔓延。请保持坚定，切勿动摇。未来充满希望，道路虽曲折，但前景光明。务必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志。避免主观臆断，保持全面客观。务必高度重视。牢骚满腹易伤身体，宜放宽视野，胸怀大局。请勿请假。薪资将有所提升。险峻山峰之上，风光无限。

毛泽东（《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13卷第373页）

1974年4月17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信

江青：

两封信均已收到，春风杨柳的景色亦同感于心。然而，第二封信中提到的犹豫不决，实为不妥。须知，前途虽光明，道路亦曲折，切不可片面主观。务必注意休息，似乎不宜长期休假。

毛泽东（《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三卷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页）

1974年6月24日，毛泽东于江青来函上所题批语

在1974年6月23日致毛泽东的信中，江青详细汇报了自6月17日抵达天津以来，她主持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以及与宝坻县小靳庄大队进行的交流情况。信中她提及，参观胜利油田之后便即刻返回了北京，若能获得更多的时间，自是求之不得。

毛泽东批示：

不妨延长考察期，进行一番深入的调研，你似乎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了解不足。

毛泽东

1974年6月2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第374页）

在一场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就“走后门”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并直接指出了叶剑英的名字。

在一九七四年的正月二十五日，迟群与谢静宜于中央机关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结合实际情況，再次提出关于通过不正当途径入学上大学的问题。

1974年2月6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道：若仅局限于探讨“走后门”这一单一问题，则视野过于狭隘。不正之风远不止于此，对于“走后门”现象亦需深入分析，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方能取得实效。

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信叶剑英，信中言及：“此事影响深远，从基层支部至首都，牵涉人数多达数百万。无论是通过后门而来者，还是从前门进入者，其中亦不乏良善之人，亦有恶行之人。当前，形而上学的风气盛行，片面之见四处蔓延。在批判林彪、孔子的同时，若夹杂着走后门的现象，恐将削弱对林彪、孔子的批判力度。小谢、迟群在讲话中存在不足，不宜予以传播。我的观点即如此。”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于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毛泽东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江青同志，务必留意！他人对你有所微词，却碍于情面不便直言，你亦无从得知。切莫设立两个工厂，一个名为钢铁工厂，另一个称作帽子工厂，轻易给人扣上大帽子。这种行为实属不妥，务必引起重视。”“你的性情亦是难以改变的。”

他又提醒道：“务必留意，切勿演变成四人小团体。”

毛泽东曾两次明确表示：“她（即江青）并不代表我，她所代表的是她自己的立场。”“总之，她的立场完全是她个人的。”

会后，毛泽东离京赴南方。　　

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向毛泽东同志进行了工作汇报。

王洪文提及，风庆轮事件引发了江青与邓小平在会议上的激烈争执。争吵之激烈，可见一斑。邓似乎依旧坚持“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观点。他的情绪如此激动，或许与近期总参谋长人选的遴选有关。目前，北京的氛围似乎有几分庐山会议的影子。尽管周恩来身患重病，却仍日夜忙碌于找人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频繁出入总理办公室。他们之间的频繁接触，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密切相关。

毛泽东闻言，便指示道：“有话当面说，如此行事不妥，须与小平同志保持良好团结。返京后，应多与周恩来、叶剑英商谈，切莫与江青同流合污，对江青亦需保持警惕。”

1974年10月19日，毛泽东会见了王海蓉与唐闻生两位女士。

他言：风庆轮事件并非如江青等人所言，实乃他们早有预谋，意在陷害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耐已久。吾辈还需继续努力，逐步化解难题。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同志会见了王海蓉女士与唐闻生女士。

毛泽东曾言：“风庆轮事件原本只是区区小事，李先念同志早已着手处理，然而江青却仍为此事纷扰不休。”

毛泽东叮嘱她们返回京城后，需将他的见解转达给周恩来与王洪文：周恩来总理依旧是我们敬重的总理，至于四届人大的筹备事宜及人事调度，则由周恩来总理与王洪文同志共同主持，并与各界人士协商处理。

毛泽东嘱托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切勿盲目追随江青，对事物进行批判。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于江青所寄信件上的重要批示

江青于10月19日致信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

敬请审慎行事。务必重视并团结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件上作出批示：

“务必减少露面，切勿亲自批阅文件，亦不宜幕后操控组阁（扮演幕后推手），你累积的怨言颇多，亟需争取多数人的支持。务必牢记。” “自知之明，乃人之贵。补充一句。”

1974年11月20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信

江青：

李固致黄琼书，就其思想与文章而言，实为一篇佳作。尔之职责在于钻研国内外时事动态，此乃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此事吾已屡次告之，切勿以无事为借口。特此叮嘱。

随后，江青委托他人向毛泽东建议，提议王洪文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其排名应位于朱德与董必武之后。

毛泽东曾言：“江青心怀野心，她意图让王洪文担任委员长一职，而她本人则企图成为党的主席。”

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交谈。

（挥动手臂，对王洪文叮嘱道）切莫组建四人帮！众志成城为佳！四人共事，实非良策。

王洪文面颊泛红，频频点头，郑重承诺道：“今后，我绝不会再涉足此类活动。”

自明年伊始，我似乎与外宾们失之交臂，他们纷纷提出要求见面，而我亦未能如约现身。不过，请放心，我的日常生活一切安好，饮食、睡眠均无大碍，且已畅游泳池五次。

（谈及邓小平时表示）邓小平同志的政治思想尤为坚定，其政治智慧远胜于王洪文同志，王洪文同志在政治方面不及邓小平同志。

我观察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这一职位，既是军委副主席，又是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人才之难得，可见一斑。[注：毛泽东当时在纸上写下“人才难得”三个字，笔锋至此，周恩来便随口道出，毛泽东随即搁下了笔。]

江青抱有雄心壮志。你们觉得呢？（稍作停顿）我认为确实如此。我对她的了解，已有数十年之久。我曾对她进行过劝导。她一手策划了三项运动，分别是批判林彪、孔老二和打击走后门的行为，却未曾向我透露半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汇报过程中，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要点：

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随意批驳他人，二不追求个人名利，三不涉足政府（内阁）组织。”此外，他还提到对江青应持辩证看法。江青及其同伙需进行自我反省，而王洪文需在长沙提交一份书面检讨。

周恩来同志传达了主席在1974年12月23日、24日、25日及27日这四天内的四次重要讲话要点。

—、请留宿三晚进行深入交流。二十四日时，再次叮嘱你们在此地停留，并向小平同志传达我在京负责工作的消息。二十五日，又表示你们可以额外多留两天。直至二十七日见面，我才告知，目前似乎已无更多需要商谈之事。

二、停止对“四人帮”的指责吧。中央领导层的人数有限，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在二十四日的谈话中，主席强调，尽管在批判刘少奇、林彪的运动中有所建树，但我们绝不能陷入宗派主义的泥沼，因为宗派主义的道路只会导致失败。一旦跌倒，只要能够勇敢地爬起来就好。他还以党内的斗争历史为鉴。（洪文同志已有回应，我与洪文同志进行了深入交谈。）

［原稿不含三、四两点］　

五、在二十三日提及小平同志时，主席提笔写下“人材难”三字，并落款“强”一字，同时以手指向头部，赞誉小平同志为难得的杰出人才，政治思想和能力均极为坚强。在宣布剑英同志担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以及小平同志担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之际，主席明确指出小平同志将同时肩负起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项重任。当谈及副总理候选名单时，主席在我逐一念出邓、张、李三位同志的名字后，又额外加上“陈（锡联）”的名字，完整名单变为邓、张、李、陈。主席评价张同志才干出众，而李同志则显得较为柔弱。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向主席汇报，仅在与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中提及，在政治局会议上则未加以讨论。）

七、主席指出，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演变成了三大主题，结果造成了混乱。尽管如此，却未事先告知于我。回顾一、二月份，我们下达了那些指示，召开了那样的会议，我们亦难辞其咎，政治局亦未曾进行深入讨论。因此，在七月十七日主席临行前与政治局同志进行谈话之际，我曾坦言，某些决策是我们自己“推波助澜”所致。

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在国际形势分析中，主席强调，与其过分强调缓和，不如更注重备战态势。当前，不宜将世界主要趋势定位为革命，而应着重于备战与紧张局势，提醒各国人民做好相应的准备。主席指出，需深入理解苏联对我方的试探性质。针对勃列日涅夫可能来访的情况，主席询问了接待方案。我表示，若其有意交谈，我们可以考虑，但不应主动邀请。主席对此表示赞同。

1974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长沙与王洪文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王洪文提及江青同志贡献了诸多良策，并问道：“我若不采纳，可行否？”

毛主席曾言：“此中实需讲究策略，切莫让人察觉你总是紧随江青之后对事物进行批评，如此一来，他人便会质疑你缺乏坚定的信念，你副主席的威信亦将难以树立，这对江青亦非善举。这其中蕴含着诸多辩证法，值得我们深刻领悟。我们应当努力学习，逐步提升自我，方能有所成就。”

毛泽东主席返回北京后对江青表示：江青同志，我听说你与众多人难以融洽相处，这是为何呢？你不能一味地认为他人皆非，而自己全对，是时候深刻反思自己的问题了。一年四季，日复一日地强调斗争，不休不止，这可行吗？你应该学会策略，不应总是与支持者聚在一起，我认为这是需要调整的。许多争议性问题或许留待未来由历史来评判。我们这代人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批判林彪、批孔以及儒法之争等给出最终结论。许多事务可能只是个开端。你们若不保持谨慎，那可不行。

毛主席对江青说：一切居心不良的人，将从害人的目的开始，到害己后结果告终。我希望他们从我的态度中感觉到什么。我看你也是表面上硬，心里软，又最重感情，说不定将来还得演一回《辕门斩子》的戏。又说：江青，你要体谅我，处在我这样的地位，要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对亲者严、疏者宽，你应该理解我的用意。谁叫你是毛泽东的老婆来？我看这样严格对待你也有好处，可以看岀你的周围的人，哪些是真心跟着走，哪些是假心假意，哪些只是为了利用你。还是我那句老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要时刻多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样对你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