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飞行员——朱希承

作者：戴廷耀

1930年7月，我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我父亲在邮电管理局工作，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毕业生。毕业后正好碰上邮政局招人，他去考，一考就考上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大，母亲生了孩子，我在家老二，我都出生了，父亲还在清华读大学，家中负担特别重。

他和邵式平同班同学，从南昌读初中就是同学，到北京去又是同学，他俩关系非常密切。邵式平是地下党员，我父亲救过他命，邵式平搞学生运动，是北京军阀抓去关进大牢，要枪毙他。当年我父亲带领学生去请愿。

请愿说他是个学生，哪里有死罪呢？学生签名保他出来，他俩是生死之交。我去过邵式平的家，见过他，到他那里去玩过，但从没有要他帮办什么事。

抗战时，南昌被鬼子占领，我们家逃到了乡下去，在修水、武宁、铜鼓这一带逃难，当年日本鬼子占领九江后，兵力不够，他就不可能打到南昌来，最后到南昌因为有兵力，所以地下党都在南昌附近活动。

我家兄弟姊妹一十二个，八个兄弟、四个妹妹，我老二，我读书还可以，我高中毕业考取了大学，当时南昌就只有一个中正大学，教学质量又不好，我不愿读，我学习成绩比较好，就想考个好的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因为上海大学是单独招生的。

我选了一个振旦大学，我一考就被录取了，法国人办的学校，我赶紧回来告诉家里，与父亲商量，父亲讲考取了很不容易，你与学校联系一下，我就去学校联系，学校讲国民党法币没有用，不能交学费，法币早上与下午价格都不一样，不值钱。

我记得非常清楚，买一袋米要三、四个亿法币，要挑一担法币去，所以学校交学费就不能收。学费要用金子，学费大概合七担大米的价格，在上海一问，一担大米要六个亿法币，我回来就跟父亲讲，父亲说。那没有办法，我哪里有这么多钱呢？

兄弟姊妹又多，家庭负担又重，读不起只有回来，我父亲老三，他有个哥哥的一个儿子在上海江湾军医大，国民党办的军医大当教授，我叫堂兄，他叫朱希文，他是在广西考取军医大的，读完毕业后留校当教授的。

他叫我考考军医大，军医大是免费的，由于各种原因也就没有去，我又回到南昌来了，我在家没出路，又找不到事做，怎么办呢？1948年七、八月份，正好这个时候黄埔军校在南昌招生，南昌是个考区，周边省市都来南昌考，报名的人多。

军事院校免费的，当年有2000多人报名，只取了53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考取后，有很多人来找我，说你父亲在邮电局工作，有钱有收入，你就必读这个学校吗？这个指标给我们去吧！我说可以让吗？他讲这个你不要管嘛！只要你同意，我们就想办法。

我就与家人商量，父亲讲：“哪有这样的事情，他考得起就考，考不起叫别人给他不行，”他又说：“你自己也要有出路，你坐在家干什么？”结果就没有让。

黄埔军校在成都，学校派了人来接我们去，只派了三个人，一个军需官、一个教官、还有一个什么我不知道了，但我们53人去成都从南昌出发，又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那么多钱坐车，他们拦到一辆车子就坐一段，一天几十公里到达到达九江。

我一个叔叔在九江，他条件很好，在九江市一个局当局长，他是大学毕业，在国民党政府里面工作，担任一个局的局长，我到九江后就去了叔叔家看他，告诉他我考取了黄埔军校。

他好高兴的说：“你考取了黄埔军校不容易，”他有钱没有负担，只生了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她就有钱，他拿了120块现大洋一大包，现洋很有用，我说：“你拿这么多钱给我干什么？”他说：“你要到成都去，一个人在那里没有钱是活不下来的。”

他又讲：“你这个现洋放在身上还不能暴露，暴露了命都会没有的。”但保密也保不住，南昌同行的50多个人，知道我有钱一起围着我，让我请他们吃饭呀！我气的没办法，我说你们真是的，我这个钱也不能乱用的，知道后面有什么变化吗？

我叔叔全家财产拿了一大半给我，你们跟着我也没有用，他们带的也就是七、八块大洋，我想吃点什么东西也不行，要吃大家吃。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名誉校长，他接新生是给了钱的，三个带队的他们的钱不拿出来给我们用，到了九江就是在江上找顺便船，在九江住了一个礼拜。

找到了一艘登陆艇，美国人的艇，要去武汉，带队的就跟他们联系，但要我们带好吃的，船上没有这么多吃的，这个艇很大，有上千吨位，路费被他们三人贪污了。找便车便船，省下钱来。艇天不黑就停下来，不敢乱走，怕搁浅。

同学们围着我说，大家饭都吃不饱，你要拿钱出来，一路上要我请客，别的我没办法，只有请他们吃饭。路上走了三个多月，到了成都，成都有个皇城，是三国时期的首都，整个皇城被黄埔军校占用了，就叫陆军军官学校，原校址在广州黄埔岛上叫黄埔军校，在广州也叫陆军军官学校，我是黄埔军校第23期，在骑兵科。

因为我喜欢骑马，我们读了一年就毕业了，因为解放军进军太快，缩短了学期，毕业后还没有出去在学校里，1949年11月组建24级学生总队，到12月份24期和23期在学校教官的带领下全部起义。学生是不管那么多的，教官宣布起义，我们就跟着走。

平时我们有枪没有子弹，宣布起义前才发了子弹，因为成都当时还没解放。解放军还没有到，国民党部队就来包围我们学校，战斗很激烈，我们同学也牺牲了很多。

师生有几万人，我们是特科总队，除了步兵以外，步兵有两个总队，一个总队有1万多人，学校分布是总队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是中队，中队下面是区队，区队下面是分队，分队相当于一个班，12个人左右，江西去的在起义战斗中死了三个人。

之前我们不知道学校里有很多地下共产党员，一起义以后，身份都暴露出来了，解放后，这些地下党员全部都调走了，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南京。起义前我们准备迁校，迁校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当时还没解放，先迁到昆明，再到缅甸边境上。

如果有可能，从缅甸出海去台湾。其实在起义前我们办了毕业手续，毕业证都发下来了，也发了同学通讯录，都拿到了手，起义之后我们都交给了学校。毕业证还很漂亮，上面有个大的国民党党徽。军校改为航校，我们分在航校，骑兵队、特科总队都去了航校。

我就到了第六航空学校，这是共产党的学校。我在第六航校是学员兼航校教员。上飞行课时和学员一起上，管理时我就负责带学生，每天都要进行军事训练，既是教官又是学员。

抗美援朝爆发，朝鲜金日成的人民军有200多万部队。人民军放在中国东北，开始，人民军一直打到了南朝鲜，基本上全部占领了。北朝鲜空虚了，没有军队了。北朝鲜是山区，这里有些旱地，粮食全靠中国支援，南朝鲜是平原物产丰富。

所以，金日成想统一朝鲜，美国联合国军中间两边登陆，切断了人民军的退路，200多万人民军部队退不回来。美国登陆后一个星期就打到了鸭绿江边，他说鸭绿江不是中朝边界河，我们美军打到鸭绿江不是侵略，我们是战胜，想打到东北来。

我进朝鲜时的抗美援朝部队是高炮第12师第51团第1营任指挥排长。实际是航空团，我在朝鲜受了一次重伤，我把敌人飞机打下来了，结果有一架美军飞机在我后面，我来不及了防躲，他对我的飞机进行射击，我坐在驾驶舱，驾驶舱后面一块钢板挡住子弹，但子弹打穿了钢板。

因为太近了，他往前俯冲，俯冲时子弹也是往前扫射，力量很大，我受伤后按了边上弹射按钮，我弹出机舱，跳伞了。我被送回国到沈阳南边的一个军医院，离沈阳有20多公里的，地方叫平落铺，治疗了一段时间，送到哈尔滨往北走，黑龙江源头的一个县。

这个县很小，在这里休养了一段时间，因为我重伤后不能再打仗了，我就提出要求回来，部队不同意，又派我到部队去当参谋长助理，就是参谋。

1953年抗美援朝签订了停战协议，我提出转业，组织上安排我到一个小县城，只有一个公社大，就是中苏铁路的一个小县城的车站，靠到黑龙江边上，在车站担任站长。

我当时很高兴，当站长可以，我一去，看到车站情况，我说我在这里上班啊，一个站只有三个人，不是每天都有火车来，在站上等于没有事做。

在这个站怎么能待一辈子呢？上了几天班我就不干了，我提出我是南方人，在北方零下三十来度的地方我待不下去，我要求回老家去，我就直接到沈阳，找到部队领导，我提出身负重伤，南方人在北方不适应，要求回南方去，组织上就安排我回到了南昌。

回到南昌到安置办，当时一大批军队转业回来的干部，问我到哪里去，我说我当然希望留在南昌，我一个人又没结婚，家里有父母要照顾。他回答说：“最近省农业厅向我们要一批人，要求是军官。”我说：“这个可以。”

回到家，我与父亲讲了此事，我有一个表哥，我娘的侄子，他在农业厅工作，他是农学院毕业的，分在农业厅一个处里负责。我去找了他，他告诉我，来农业厅最好啊！

我们这里大量的要人，成立土地调查队，你来就到离南昌最近的在向塘，我老家是向塘的，回老家行，我说：“可以可以，”我就到农业厅了。开始要我去土地调查队，驻地在莲塘农学院边上，叫我当队长，一个队有二十来个人，全省每个专区一个队。

我说到乡下我就不会种田，有一次开会我碰到过农业厅的一个处长，是个女的，后来得知他是厅长的老婆，她老公原来是宜春专区专员兼书记，后调农业厅当厅长，我到农业厅了以后。找到他，他很高兴。

她当了人事处长，表哥带我找到女处长，处长讲我们这里是要人，我说我不下去，要留到厅里，他讲可以考虑，一个人还不好安解决吗？讲的我高兴，我就到安置办办理了手续，到农业厅报到。

报到时她问我参谋长助理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讲就是和地方工作秘书一样的，他讲我们需要这种人，欢迎你来。安置办打电话问我们这里一大批抗美援朝回来的，你们要吗？她说要，就去了好多，有300来人一起来到了农业厅，我分在上饶队当队长。

队长都到了农学院培训了半年，学习各种作物、土地状况知识，学习结束后，我回到厅里，厅里讲不可能厅里工作，我想不到还要下到乡下去，我就提出不去，答应我到南昌怎么又要我下乡去，我就不肯去，我又找到了人事处长，提出要走。

她不肯说：“我们要你来，又把你退回去，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这样你要到城里，城里我们也有单位，”我问：“有什么单位，”她讲：“有仓库在罗家集，有个农业机械厂生产农业机器和修理拖拉机的，你去看一下，你同意就去，不同意我就退回去。”

她写了介绍信要我去农业机械厂，在二交通路，我一到厂里，厂长以为我是来上班的，全厂干部、车间主任一起出来欢迎，厂长又带我去各个车间参观，并对我说：“你级别就是我们的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就是科级，你要不就在哪个科室当科长，你自己决定。”

我讲：“这么好，”就同意到了农业机械厂。你是抗美援朝英雄，回来了我们欢迎，弄得我都不好意思，我就提出在厂部安排个工作，厂长就同意了，要我到技术科当科长。

我一去，全部都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办事员，我讲：“这个我就做不了”要求安排我到秘书科当科长，管管文件，我就在秘书科当科长。国家对农业支援很大，拨了很多钱，把农业机械厂扩大了，成立了基建处。让我到基建处去当处长，建宿舍、建仓库。

1958年干部下放，每个干部都要写申请书，最后批准我一个人下放，下放到朝阳农场，我去看了一下，朝阳农场还蛮好，那时抚河上没有桥，坐小船过河，后来修了抚桥桥、海关桥，我就骑自行车去朝阳农场，方便多了。

我在朝阳农场开始担任人事科科长，我是下放干部到朝阳农场，后来当了副厂长。朝阳农场人员组成很复杂，刚解放时，无业人员很多，成分也很复杂，上面要求办农场，将这些人安置下来。

后来来了一个朝阳农场与桃花公社合并，我就不干了，合并我不是到农村去了？我是国家干部，我到人事局反映，我要求调动，人事局将我调到民政局，我就到了民政局，在优抚处负责管理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军烈属和伤残军人，一直到退休。

退休后，因为我的工作没人接管，我延长了十来年才正式退休，后来机构改革，我从民政局划到退伍军人事务局。最后我是定在南昌市烈士陵园管理处退休干部。

编辑：毛 秘《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