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姨夫陈云

怀念姨夫陈云。

编者按

1952年5月31日，《人民日报》遵照周恩来总理“热爱和平，不畏战争”的教诲，由胡乔木、邓拓策划，组织了一批记者在北京进行以“期盼和平”为主题的摄影活动。记者阙文访问北海幼儿园时，选中了四岁的孟运和六岁的马越作为拍摄对象，并向他们展示了两只鸽子。当问及谁家的鸽子更漂亮时，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表示喜欢自己的鸽子。阙文捕捉住这一瞬间，拍摄了这张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六一儿童节翌日，这张照片登载在《人民日报》显眼位置，引发广泛关注。同年10月，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安静和邹雅将照片上色，制作成宣传画，首版便印制了1000万张。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戏剧大师梅兰芳在维也纳世界和平会议上手持此画进行分发，欧洲某杂志社更以此画作为封面，发行量高达20万份。从1952年至1961年，此画共印刷11次，累计发行量达4000万张。此外，还有无数以该画为图案的纪念品，如明信片、搪瓷杯、茶叶罐、火柴盒等。这幅经典之作的影响力遍及全球。（内容摘自李国瑛文章《长大后她成了海军》）

在李国瑛同志的引荐下，青岛市红色文化研究会精心编发了孟运女士撰写的《抱和平鸽的小女孩》一文，该文以孟运女士细腻的情感笔触，细腻地描绘了姨夫陈云同志的形象。文章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回忆，生动地勾勒出陈云同志的形象，让读者仿佛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那身为公仆的崇高风范和深沉的爱国情怀。

陈云

陈云，我的姨丈，他对我的家庭和我倾注了深厚的关爱，如同引领者一般，他牵着我的手，引导我踏上了人生的旅程。在我心中，姨丈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更是一位我终身尊敬的长辈。

儿时的孟运

1937年，我的母亲于陆琳年仅16岁。她随姐姐于若木——我的三姨，以及山东地下党的领导人乔彬同志一同前往延安。抵达延安不久，中央便安排三姨担任陈云同志的护理工作；此后，她与陈云同志喜结连理。自那以后，母亲的成长历程，以及我后来的岁月，都始终沐浴在陈云同志的亲切关怀之中。

初抵延安，母亲便投身于陕北公学的学习。陕北公学学业有成后，她被分配至中央军委二局，随即开启了日语学习之旅。她的日语导师是屠廷荣同志，他后来担任了四局局长，于2004年离世。母亲的日语水平颇高，甚至在三姨写给大舅的信中也提及：“四妹在西北学习了一年的日语，不仅能阅读报纸，还能进行会话，目前工作顺利。”在中央军委二局服务两年之后，母亲又前往中央党校深造。在一场马列主义理论的考试中，她荣获全校女生的第一名。当她兴奋地告知三姨和姨夫这一喜讯时，姨夫连声称赞：“好！好！”姨夫的鼓励极大地鼓舞了母亲，让她自豪不已。时至今日，已届耄耋之年的母亲提及此事，依旧神采奕奕……

母亲自中央党校学成归来后，毅然决然地申请前往晋西北边区投身工作。在那个敌后战场的艰难岁月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环境亦充满风险。在启程之际，姨夫特意与母亲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勉励她将中央党校所学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不畏艰难困苦，并积极与群众保持紧密联系。这段话语极大地鼓舞了刚刚踏上革命征程的母亲，使她的信心与日俱增。

“小于在吗？”那时的小于，活泼、快乐、能干，美丽的外表为艰苦的革命岁月增添了一抹亮色。母亲还擅长京剧演唱，如《苏三起解》、《打渔杀家》等经典曲目，如今虽年事已高，偶尔还能听到她清亮的歌声。在那个紧张、残酷的敌后战场，母亲犹如一束耀眼的阳光，给众多老革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幸亏陆琳认识这位医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贺彪同志的夫人陈凯阿姨回忆，当时三姨夫非常高兴，欲请贺部长共餐，虽食物不多，但贺部长出于盛情难却，也品尝了羊肉。表哥成年后，三姨夫命他前往向贺部长道谢。贺部长逝世时，表哥亲自前往灵前致敬……

1945年9月，三姨夫搭乘苏联远东集团军的飞机抵达东北，肩负起东北局与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领导职责。不久后，母亲与三姨夫携带着未满周岁的侄儿及三岁的侄女，从延安启程，迁往张家口。沿途，母亲骑乘骡子，而三姨与两个孩子则坐在由两只骡子牵引的“架窝子”中。所谓“架窝子”，即由前后两只骡子背负，骡背绑有横杠，杠上铺设木板，木板之上再搭以席子构成的棚子，可供人休息。历经一个月的艰辛跋涉，他们终于抵达张家口。幸得一路平安，未遭遇任何险境。

1938年，陈云与于若木在延安相识。

抵达张家口之后，母亲便投身于军管会的工作。三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携子跨越千里，最终抵达东北与三姨夫团聚。1947年，母亲抵达北平，并在北平城工部的直接指挥下，肩负起清华、北大地下党工作的重任。至于再次与三姨夫一家相聚，则是在北平解放之后才得以实现。

在城工部任职期间，母亲邂逅了从美利坚归国的父亲孟少农，一位在清华大学执教的教授。母亲将他引荐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日后成为我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之一。在北平解放的前夜，父母携手撤离了这座古城。1948年9月，我诞生于运河之畔，父亲便以这条运河为我取名——孟运。

随着北平的解放，父母重返故土，彼时已更名为北京。他们迅速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

孟运与母陆琳

母亲终日忙碌，先是创立了那家赫赫有名的“北海幼儿园”，我的三姨夫的子女，除了我的大表姐，都曾就读于此。起初，园中遵循的是苏联专家制定的制度，一年仅能探视孩子一次。三姨夫若思念孩子，便只能前往幼儿园转悠。然而，后来规定放宽，孩子们每周都可回家，三姨夫的到访便逐渐减少。

孟运母女

五岁那年，正值而立之年的母亲毅然决然地咬紧牙关，在俄语专科学校深造了一年后，便踏上了前往苏联的留学之路，将我留给了在长春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父亲。直至母亲学成归来，我才得知父亲与母亲早已离异。那时，我年仅小学三年级，便频繁地寄居在三姨夫家中。在这家五个孩子中，我成为了第六个成员。从小学到中学，再到从部队退役后进入工厂，我在这家断断续续地住了许多年，只记得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三姨夫和三姨始终将我视为己出……

孟运与母陆琳

三姨夫事务繁重，儿时我常在他在散步时得见其身影。他总会笑问：“叫我什么？”我害羞得无言以对。他便自言自语：“三姨夫……”拖着“夫”音，随即开怀大笑。那笑声，至今仍回荡耳畔。我那会儿顽皮得不行，攀树登屋，闲不下来。三姨夫未曾责备我，反而鼓励我的姐姐要像我这般勇敢，积极锻炼。寒暑假期间，他规定我们除完成作业外，每人还需阅读几本经典小说，如《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曾读过数遍。毛主席的诗词以及一些古诗也是必背内容。此外，每日还得练毛笔字。我天生好动，常常作业未完就溜之大吉。书写大字对我而言，简直是折磨。一次，我在院中台阶用树叶写下“一天三遍写”，竟被工作人员告知三姨夫。此后，每次相见，他都会笑问：“一天三遍写啊？”让我尴尬不已。

三姨夫对曲艺情有独钟，起初仅是沉醉于评弹的韵律，后来更是将大鼓书的激昂加入其中。在他养病的日子里，午后的闲暇时光，他总会悠然地聆听一曲。那架老式录音机，陪伴了三姨夫多少个春秋，即便我远渡重洋回到上海，它依旧静静地立在那里。那些他常听的段子，我们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能随口哼唱。尤其是毛主席的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的弹词，那江南丝竹时而激昂、时而低沉的旋律，不仅时常在书房回荡，也时常在我们的心头萦绕。如今，每当我听到那悦耳的琵琶声，心中便涌起少年的温馨记忆，三姨夫那慈祥的笑容便浮现在眼前，让人不禁感慨万千。少年时期的熏陶，使得我这样一个音乐细胞有限的人，至今对这两种曲艺依旧情有独钟。

陈云于若木杭州行

三姨夫的节俭闻名遐迩，也在我幼年的心中镌刻了深刻的印记。每天洗脸时，他身上披着的坎肩已是补丁堆叠，内衣裤、毛衣等也经年累月地修补再修补。每当有人目睹三姨夫这些日常用品，总会不自觉地发出由衷的赞叹，认为它们足以成为革命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在家的氛围中，自幼儿园起，孩子们便开始学习独立，自己动手完成力所能及的事务，衣物则需亲自洗涤，即便洗不干净，大人也会伸出援手，但首要任务是孩子们自己动手。正是这样的教育，使得我们这一代人并未对生活有过分奢求。节俭与低调，正是三姨夫所传承的家风……

在养病期间，以及后来下放到江西及返京之后，三姨夫潜心研读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积极倡导子女们深入阅读此类书籍。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子女们亦将通读马列主义著作视为己任。尤其是表哥陈元，大学毕业后成为工厂技术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晚都会投身于马列著作的研读。三姨夫若得空闲，便会与表哥探讨学习心得。随后，三姨夫在家开设学习班，让众人共同分享对马列著作的学习感悟。

在杭州的休养期间，陈云与于若木、于陆琳、陈伟华、孟运共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这一幕定格于20世纪80年代初。

三姨夫以其言传身教，为我们少年时期在做人、思想方法、学习方式以及理论基础等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这些宝贵财富伴随我们一生。相较于同龄人，我的青少年时期充满了挑战与曲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不过是一名军校学员，却因母亲的牵连，年纪轻轻便遭受批斗、被关押于“牛棚”。1969年，我被学校以“受二月逆流黑思潮影响，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为由予以复员。直至1979年，我才得到彻底平反。即便身处“牛棚”，每日撰写交代材料，我从未动摇过对父辈所指引的人生目标和自我认同的价值。事实上，在那段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我与三姨夫家的孩子们共同铭记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青年时代的磨难对我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让我见证了人间的百态，更让我这个从小未曾经历太多压力的人，真实地经受了一场斗争的洗礼，尽管这并非我那个年纪应有的经历。自那以后，如同经过淬火的钢材，我们变得更加成熟……

2005年，恰逢中国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一座名为《我们热爱和平》的雕塑矗立于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之上。

自军旅生涯结束，我投身于工厂的劳作之中，勤勤恳恳，与工友们的相处和谐无间。夜幕低垂，我仍坚持通过广播学习英语。不懈的努力使我得以跻身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班的倒数第二届。在毕业前夕，承蒙导师的勉励，我下定决心报考研究生。然而，由于工农兵学员的基础课程相对简单，众多必修课程我并未接触过，只得加倍努力进行补习。我向父亲的朋友钱伟长先生求助，寻求导师的指导，重新学习相关课程。与此同时，我的表哥也在备战研究生考试，遇到难题时，我便向他求助，尽管进展艰难，我还是硬是将大学期间的物理、数学课程逐一攻破。然而，我始终感到信心不足。一日，母亲转交给我一封三姨夫所写的信，信中谈到了学习心得：

陆琳：

在这场研究生考试中，即便未能如愿以偿，我们也不应气馁。元元发现，运运在学习理工科知识时表现出极高的吸收能力。上月，我本计划与伟兰和运运探讨学习事宜，但遗憾的是，由于心脏不适，未能成行。请转告运运，他需要利用五六年的业余时间，补齐高中未能修完的课程，同时全面复习大学所学。此外，他还需要长时间专注于英语学习。运运的短板在于缺乏毅力，这一点亟需改进。由于心脏状况尚未完全恢复，我仅能以文字的形式进行交流。

陈云

1978年9月1日晚

再者，学历证书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个人是否具备扎实的学识和技能才是关键所在。

餐馆洗盘、外卖配送、美国家庭的病人护理、工厂服装加工。我粗略估算，那时的我，除了上课之外，每周几乎都在忙碌地打工，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唯有周日晚上方能属于自己的片刻闲暇。毕业后，我来到了美国硅谷，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从不将自己局限于华人圈子，在这几年里，我独自驾车，三次横跨美洲大陆，旨在与各式各样的人交流，深入了解美国普通人的生活、社会结构以及他们所关注的种种社会问题。我将这一切视为对美国社会深入探索的途径，一种社会科学的实践，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

孟运近照

自1993年年底从美国归来，我便特意前往上海探望居住在那里的三姨夫。彼时，三姨夫年事已高，即将迈入九十高龄，然而他的思维依旧敏捷清晰。他关切地询问了我海外求学的经历，以及我的生活近况，还关心国外人士对他有何看法。我向他简要述说了这些，在离别之际，我请警卫局的牟局长为我们两人拍摄了一张合影，那张照片至今仍是我对三姨夫永恒的怀念。

步出三姨夫的办公室，背后回荡着那耳熟能详且动人心弦的旋律——依旧是那首《蝶恋花》，依旧是那江南丝竹的高亢与雅致。几十年光阴荏苒，儿时的记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回首间，三姨夫书房透出的淡淡灯光，让我不禁热泪盈眶，心中满是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