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者回忆：江青当年如何进入延安

1937年盛夏的七月下旬，一辆黄包车突然驶至西安北大街上的幼稚园门口停下。一位身着旗袍、装扮时髦的“小姐”从车上轻盈地走下，手中紧握着一只精致的小皮箱。她声称，此行是为了寻找徐老师。

徐明清（时为中共地下党员）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会至此？”未曾想，来者竟正是江青。

江青直言：欲赴延安

徐明清安置好行囊后，与江青展开了深入的交谈。他好奇地询问江青：“你如今还频繁参与电影拍摄吗？”

“唉……”江青再度轻叹一声。“自‘七七事变’爆发，上海城内动荡不已，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情沉浸在电影的光影世界里呢？眼见电影市场持续低迷，我滞留于此，也实在无事可忙。”

“你打算怎么办？”徐明清追问。

江青终于吐露了她的真实目的：“一冰，坦白说，我此行来到西安，是有一事相托于你。”尽管徐明清的名字早已从一冰更改为徐明，江青却依然保持着旧日的称呼，亲切地唤她为“一冰”。

“帮什么忙？”徐明清问。

“我渴望前往延安深造，恳请您能否为我疏通关系，助我踏入那片神圣的土地。”江青如此表达。

中年时的徐明清

徐明清深知，在那个年代，众多左翼文化工作者以及一群充满进步思想的青年，不顾国民党严密的封锁，跋山涉水，远赴延安，寻求希望之光。然而，江青当时热切地渴望前往延安，或许背后另有动机，但徐明清依旧将她视为一位怀揣光明与进步理想的热血青年。

“请问您是否带来了从上海党组织开具的介绍信？”徐明清这样询问。她所提及的介绍信，正是指由中共上海党组织发放的那份。

江青轻轻摇了摇头，回应道：“有你相伴，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黄敬延安之行影响江青

“小俞去过延安？”江青问徐明清。

“没错，我听说他在五月曾赴延安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徐明清回应道。

此时，俞启威已更名为黄敬。尽管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所作所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热议，但她对黄敬的感情，却始终保持着一份特殊的情愫。

黄敬（上）

黄敬在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杰出领导成员之一。1937年2月，接替李大钊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葆华因工作变动离开了北平。紧接着，柯敬史（柯庆施）宣布成立“北平三人委员会”，由黄敬、林铁与陈伯达共同负责，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运作。

不久后，黄敬再次接到中共中央的正式通知，要求他以苏区代表的身份前往延安，参与即将召开的中共苏区代表会议。该会议的召开时间定在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在前往延安的途中，与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亦即海伦·斯诺）结伴同行。他对斯诺夫人提及，中共中央将在延安举办一场规模庞大的会议，届时中共的诸位领导人将悉数莅临。若她能与他一同前往延安，便有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一睹各位领导人的风采。通常情况下，这些领导人因封锁线的阻隔而相隔千里，能够齐聚一堂实属不易。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随同黄敬及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彼时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同行，乘坐火车从北平出发，目的地为西安。

抵达西安的次日，即4月23日，斯诺夫人于深夜毅然从西京招待所的窗户跳下，巧妙地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与黄敬一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西安。紧接着，他们在4月30日抵达了延安。5月2日，延安举行了盛大的苏区代表大会。而到了5月20日，黄敬则离开了延安，返回了北平。

徐明清起初揣测，江青前往延安或许另有所图，却未曾料到，黄敬的那次延安之旅，竟对她产生了颇为深刻的触动。

博古同意江青赴延安。

鉴于江青无法出示组织证件，徐明清反问她：“你是否还有其他能证明你身份的物证？”

江青轻轻开启那只精致的小皮箱，从中取出一本泛黄的影集，语气坚定地说：“这册影集或许能见证我的过往身份。”

徐明清随手翻开她的影集，映入眼帘的是她出演的一系列进步话剧和电影的精彩剧照，诸如《娜拉》、《王老五》等。这些作品无疑彰显了她作为一名进步青年的坚定信念，因此她渴望前往延安的心愿也就显得尤为可理解。

徐明清审视一番后，将江青的影集妥善收好，并安抚她不要过于焦虑。她承诺将情况如实汇报给上级部门，并请江青耐心等待组织的最终决定。

不久后，徐明清便将江青的近况及诉求向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危拱之进行了详细汇报。危拱之闻言，便表示愿意将江青接到办事处，与之进行一番深入交谈。

徐明清与江青同乘一顶黄包车，抵达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抵达办事处后，徐明清便将江青引见给了正在办公的邓颖超大姐。

江青谦卑地将她的“影集”呈上，邓颖超边翻阅影集，边细细打量着江青，说道：“你就是那位蜚声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吧！”

邓颖超续道：“此事由博古同志（秦邦宪）负责处理，恰巧他今日不在场，你们不妨先将影集留下，待他回来后再行商议。”

两日之后，江青独自前往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夜幕低垂，她归来时向徐明清透露：“博古同志与我展开了一番深入的交谈，我详尽地向他陈述了自己的境况。提及了小俞（黄敬）之事，他便应允了下来。”

很快，江青便搬迁至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开始了她的居住生活。

七月下旬的一个清晨，江青乘坐着黄包车抵达了幼稚园。她兴奋地对徐明清说道：“一冰，博古同志已经告知我，我们明日便将启程前往延安！”

江青事后回忆，她曾乘坐一辆运送大米的卡车自西安启程，不幸途中遭遇暴雨，道路被阻断，她不得不等待数日，直至道路恢复通行。无奈之下，她只得转而骑马前行，这一过程极为艰辛。最终，她抵达了距离延安南部约80公里的洛川。恰逢其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于彼处召开会议。

回忆中，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提及，江青抵达洛川的那一日，恰逢中央洛川会议落幕。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及夫人朱仲芷的引荐下，江青与叶子龙相识。而江青日后与毛泽东的相见，同样也是由朱仲芷所介绍。

叶子龙回忆道，当时中央与军委的领导成员分乘车辆返回延安，江青便随毛泽东一同乘坐了那辆卡车抵达。然而，毛泽东位于驾驶室，而江青则坐在了车厢的尾部。

抵达延安之际，江青被安置于该地的第三招待所临时居住。在登记信息时，她舍弃了过往的“蓝苹”之名，转而取了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的新名号——“江青”。对此，外界有二种解读：其一，寓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二，源自唐代诗人的一首古诗：“江上数峰青”。

抵达延安的翌日，朱仲芷引领江青至毛泽东的住所，于院落之中，两位展开了深入的交谈。这是江青与毛泽东之间首次正式的会面。

按要求为江青写证明。

徐明清抵达延安不久，江青便前往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探望她。那时，组织有意考验江青，遂派她深入农村开展调查。调查归来，江青曾向徐明清吟诵一首打油诗，诗云：“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蚊子虱子成王。”此诗生动描绘了延安艰苦的生活环境。江青从繁华的大上海，踏足生活艰辛的延安农村进行历练，且顺利通过了考验，其表现可圈可点。

随后，江青提出前往中央党校深造的请求。在其所撰写的个人材料中，她透露自己于1933年在青岛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遗憾的是，她并未能提供党组织的介绍信或证明人的相关材料。鉴于此，党组织决定对她进行进一步的审查。

彼时，中央组织部为了核实江青的党籍状况，特地要求与她有过接触的人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组织方面曾联系过徐明清以及其他人士，并请他们分别提供证实江青情况的书面材料。徐明清透露，她便是当时负责撰写证明江青情况材料的人员之一。

徐明清详尽记录了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相识与交往细节，并据此撰写了一份详实的材料。这份材料不仅证实了江青在这三地的活动轨迹，还彰显了她参与中共领导下的诸多进步活动的历史，以及她加入共青团的经历，以及曾投身于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的事实。然而，在与其接触的过程中，徐明清未曾被告知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因此，在她的材料中并未提及江青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在沪时拥有正式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等字眼。

这份材料被纳入江青的个人档案之中。谁料想，三十余年后，这份档案中的内容竟演变成为指控徐明清庇护江青非法潜入延安、进而混入党内的铁证，进而导致她无辜遭受了长达两年多的冤屈之狱。

那么，江青在延安成功恢复了党籍，这背后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呢？

徐明清回忆道，江青抵达延安之后，在提交的入党材料中明确指出黄敬为她介绍了入党事宜。党组织随即通过秘密交通渠道致信黄敬，寻求核实。黄敬便提供了相应的证明材料，证实江青确实是由他所介绍入党的。作为江青入党初期最具权威的证明者，黄敬当时身为党的资深干部，他所提供的证明无疑具备极高的分量和强大的说服力。

参加毛泽东、江青婚宴

历经两个多月的严格审查，在黄敬的证词支持下，江青的党籍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同年11月，她得以加入中共中央党校，开启新的学习旅程。

就在党校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做客。很快地，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徐明清回忆道，正是在那个时期，组织再次找到她，寻求对江青过往表现的深入了解，尤其是她在上海期间的种种事迹。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进行推测，这或许与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事宜有关。

徐明清在向组织汇报时，所谈内容与先前为江青所撰写的证明材料大致相似。然而，她亦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及了所听闻的江青在上海那段时期的几段浪漫往事。

1938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门扉缓缓开启，江青自党校转调至此，担当戏剧教学的职责。同年夏日，江青再度迎来关键转折，接到调令，被分配至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实则是步入毛泽东的身边，为其效力。这一步，对江青而言，意义非凡。自此，她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要和曾是上海滩电影明星的江青结婚，的确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不同意见，据传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也作了限制性规定，如只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和健康，不干涉政治和不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等。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并没有举行什么比较正式的仪式。

回忆中，1938年某日，贺龙抵达延安与毛泽东商谈事务，离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向毛泽东提及：“主席，您成婚喜庆，怎不邀我们共饮？”毛泽东随即吩咐身边的叶子龙：“子龙，你安排两桌酒席，让他们尽情品尝。”

叶子龙迅速张罗妥当酒席，毛泽东便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一众要人。宴会上，王若飞饮酒颇多，在餐桌之上，他不停地对机会主义进行斥责。

昔日，叶子龙向笔者透露此事，提及毛泽东为筹备婚事曾宴请宾客两次。继贺龙等人的宴会之后，毛泽东再度设宴款待，徐明清与她的丈夫王观澜亦受邀其中。

徐明清与王观澜中年时期

徐明清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日子。那天，日本飞机首次对延安实施了轰炸，据相关资料记载，这发生在1938年11月20日。徐明清与王观澜应毛泽东之邀前往其住所，途中，他们不幸目睹了被炸身亡者的遗体。

毛泽东并未在“合作社”设宴，而是选择在自己的住所凤凰山窑洞中宴请宾朋。彼日，受邀者包括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要员。江青则坐在毛泽东身旁，不辞辛劳地为各位宾客斟酒布菜。

岁月流转，当追问徐明清关于用餐细节的更多情形时，她表示记忆已模糊，难以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