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四川懋功，万里长征的红军终于会师。两支队伍历经千辛万苦，硬是在枪林弹雨和雪山草地中胜利“握手”。这不只是一次部队集合，而是把分散的希望拧成了一股绳。当全国各地还在困守家园谋生计时，这几万人像逆流而上的鲑鱼，试图造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生存路。可是在胜利笑容还没挂在脸上时，红军高层却爆发了惊天“家事”：到底往北走，还是往南去？听谁的？按谁的路？这场内部分歧，比外部的枪声还要尖锐。为什么一次胜利的会师，却成了日后分道扬镳的开端？
你以为队伍壮大了，大家立刻携手北进，目标一致？偏不！中央红军领头人们打定主意要北上，“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指着延安方向”；然而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非要唱反调，坚决主张南下，“西南才是咱们的大粮仓、好后方”。多数人说“北上是唯一活路”，张国焘却摆事实、讲道理：“南下，老蒋（指国民党）管不着，地方土豪也多，易守难攻！”这摆明不是你争我让的小分歧，而是要命的大路线斗争。到底底是谁的坚持更合理？为什么原本生死与共的同志转眼间变得“道不同不相为谋”？答案当然没这么简单，故事也远没讲完。
这场路线“吵架”像极了家里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关于迁不迁城的争论。一边是中央红军，主张趁热打铁北上延安，和全国抗日的大方向接轨——理由？老区资源虽贫，那是革命根据地，抗日形势火急，只有北上才能抱团发展；另一边张国焘却不是空喊口号，他说南下有油水，四川、云南地广人稀，便于建立稳固根据地，且能躲开敌军锋芒，保全红军元气。
这时老百姓怎么看？懋功一带农民心想：“不管你往哪走，别再祸害我们的田地和粮食了！”一位老红军后来说：“干部们说得天花乱坠，咱们当时只关心能不能活下去。”外部环境一片恶劣，内部火药味十足，左右为难不是闹着玩的。
表面上，好像红军顶层达成了某种“和谐妥协”——中央选择了人事换防，张国焘拿到了总政治委员的位子，他的亲信陈昌浩也进入领导班子，周纯全职位更上一层楼。人事调整，貌似大家都给了面子，红军就此风平浪静。但实际上，这种和平就像冬天的池塘，冰面下水流急得很。
张国焘南下算盘打得响：觉得自己手里掌握着最强一支队伍，怎么看都要有更多话语权。他带着红四方面军另起炉灶南下。中央红军只能北上，这一分，两支队伍各自为战。支持张国焘的人说：“不能都听中央的，得考虑局部实际——南下更容易立足。”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红军一分，一旦被各个击破，前功尽弃。”几个亿万中国人、无数普通家庭，都在等待一个能带来希望的答案。
偏偏这南下计划遭了老天开大玩笑。张国焘一意孤行南下，结果不仅没落下好处，还被敌人围追堵截，栽了个大跟头。新根据地没影不说，红四方面军死伤惨重，队伍元气大伤。张国焘一度高高在上的地位，开始动摇。那个曾经在会上大放厥词的“新领袖”，刹那之间成了各方指责的焦点。过去在会师时埋下的隐患——两支队伍的地盘意识和指挥权争夺——此刻彻底爆炸。原先谁都没想到，红军的最大危机，居然不是敌人的枪口，而是出自内部的“分家”。那些在战火中抱团取暖的老兵，这时才看明白，什么“兄弟齐心”，一旦路线不同，再铁的关系也可能说散就散。
局面表面看似安稳，实际上比草原上的狼群还难防。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看似只要再次会合北上就天下太平，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撤退路上，敌人的封锁严丝合缝，队伍伤亡惨重；内部士气滑坡，“到底跟谁混才有前途？”的声音开始蔓延。张国焘这回也慌了，“我有兵也没用了，中央不信我，队伍也死人”，苦涩难言。南下失利不仅让他威风扫地，还增添了内部分裂，老部下有的转身靠向中央，有的心灰意冷。各方意见越来越尖锐，历史仿佛进入了“死胡同”，和解看上去遥遥无期。
站在今天来说，张国焘南下的“大棋局”，和当初唱高调的中央北上方案哪个真的高明？难说。张国焘的理由挺响亮，还真糊弄过一票人；只是结局一地鸡毛，才看出来什么叫“脑袋一热，整错了路”。再说说中央这边，北上路线真的轻松吗？也是险象环生，能熬到最后的少之又少。回头一想，把话说绝的，一般都走不远。南下叫嚣“自力更生”，北上坚持“大局为重”，看似谁都站在了真理一边，结果一个自毁前程，一个勉强过关。领导们的较劲、观念的分岐，哪一样不是拿成千上万基层士兵的命当赌注？都说革命靠群众，靠的可不只是一腔热血。夺权、妥协、伪和解，左手拉，右手推，再多的理由，到头来历史只记住：团结才有出路，分裂必自毁长城。说得好听点，是路线斗争，说得直白点，不过是“谁也不服谁”。
你怎么看懋功会师后的这个大分家？张国焘南下，说到底是否只是个人野心膨胀，还是有历史现实的无奈？中央红军北上，是英明果断还是孤注一掷？现在不少人把责任都推给张国焘，难道不是因为胜者写史、败者为寇？要是当年南下赢了，今天是不是我们又会全盘翻案？红军内部这场路线分裂，其实是不是所有“集体决策”里都逃不开的老难题？有多少“大目标”最后都变成了“将帅分家”？欢迎留言，说说你心里的真实答案，到底站哪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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