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郊外的落凤坡,风吹过竹林的声音像是遥远的叹息。公元223年,同样的风也吹过白帝城的宫殿,此正值夷陵之战,刘备败退,十七岁的刘禅在父亲的病榻前接过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这一刻,他面前是父亲未竟的兴复汉室之梦,身后是疲惫不堪的十万里蜀地山河。
史书常将刘禅描绘成庸碌之主的典型,谓之“扶不起的阿斗”,但当我们拨开《三国演义》的文学迷雾,会发现在他执掌蜀汉的四十一年间,这个被贴上“扶不起”标签的君主,或许下着一盘被后人误读千年的棋。
彼时,蜀汉的国力在三国中始终处于弱势,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坦言“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刘禅接手的就是这样的局面——北有强魏虎视眈眈,东有孙吴若即若离,内部还存在着荆州集团与益州本土士族之间的深刻裂痕。
令人惊讶的是,未满二十岁的刘禅非但没有让蜀汉迅速崩塌,反而将整个王朝延续了整整四十一年,比曹魏和东吴的存续时间都要长久。这固然离不开诸葛亮的辅佐,但刘禅的政治智慧也不可或缺,因为在诸葛亮去世后,蜀汉依然维持了二十九年的稳定。
青年时代的刘禅就展现出了不凡的政治智慧,诸葛亮在世时,他对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丞相全权信任,面对李严等人对诸葛亮的质疑时,他始终站在丞相一边。这种信任不是懦弱,而是清醒——他明白在危局中必须保持权力核心的稳固。更值得玩味的是,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这八个字来自一生谨慎的诸葛丞相,绝非客套虚言。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刘禅的政治手腕逐渐开始真正显现。
他果断废止丞相制,将权力分给蒋琬、费祎,让两人相互制衡。当魏延与杨仪争权时,他支持了更稳定的文官体系,避免了一场内乱。
这个时期蜀汉停止了大规模北伐,转而“休士劝农”,让疲惫的国力得到喘息。在成都的宫殿里,刘禅看着各地报上的粮仓数据,总是对费祎赞赏有加,他或许不是父亲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英雄,却是一个懂得“民为邦本”的务实统治者。
当然,他的统治并非没有污点,比如,宦官黄皓的崛起始终是他政治生涯的阴影。但需要看清的是,黄皓的权势在很长时期内被陈祗等人限制,直到最后几年才真正影响到朝局。而且,与东汉末年十常侍祸国相比,黄皓的能量有限,这从蜀汉朝臣依然能够正常履职就可见一斑。
景耀六年(263年)冬天的那个决定,成为刘禅身上最沉重的历史包袱。
当邓艾军队奇迹般穿越阴平小道,兵临成都城下时,刘禅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效仿父亲当年的赤壁之战,背水一战;二是开城投降。他以卓越的政治敏感性和无可比拟的责任感,果断选择了后者,尽管此举会让他背负骂名!
主战派哭谏,儿子刘谌以死明志,而刘禅平静地说:“今兵疲民困,若再战,必使生灵涂炭。”也许,这一刻他对父亲毕生理想充满愧疚,但值得深思的是,蜀汉灭亡时“百姓布野,馀粮栖亩”的记载,说明这个国家远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的选择,更像是一种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即便击退邓艾,也无法改变三国实力的绝对差距。
洛阳的宴会上,司马昭精心布置了一场政治试探:当蜀地的乐曲响起,旧臣们无不掩面哭泣,唯独刘禅笑称“此间乐,不思蜀”。就因为这一幕,刘禅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如果换个角度思考:一个在位四十一年的君主,真会如此没心没肺吗?还是说,这是历经政治沧桑后的生存智慧?他的“昏庸”表演,让司马昭放松警惕,使蜀地旧臣得以保全,蜀汉宗庙免遭彻底毁灭。这让人不禁想起同样亡国的南唐后主李煜,正是因为念念不忘故国,最终换来一杯毒酒。
将刘禅与同时代的其他亡国之君相比,也同样耐人寻味。东吴的孙皓残暴失国,曹魏的曹奂完全被司马氏架空,而刘禅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政局的相对稳定。他或许缺乏曹操的雄才大略,没有孙权的灵活机变,但他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妥协。这种妥协,在道德上可能不够光彩,在政治上却往往是最务实的选择。
当我们重新审视刘禅,看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昏君形象,而是一个在历史夹缝中努力维持局面的复杂人物。
他继承了父亲的理想,却不得不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他背负着复兴汉室的使命,却清醒地知道使命的不可为。在这盘无法取胜的棋局中,他选择了以保全百姓为最终落子。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许正是这种被诟病千年的“平庸”,反而成就了一种别样的政治智慧。